帅嘉谟，这个读起来有点像某肉夹馍品牌的名字，却与一桩搅动东南赋税的大案联系在一起。作为一个文武都不行的大明军户，出仕与拜将是他从来都不曾奢望的。凭借着自己出色的算数能力，他大概率会成为一个生计尚可的钱粮小吏。如果那一天，他没有进入歙县的库房，他应该会和所有在历史中死去的普通人一样，留不下存在过的痕迹。但历史记住了他，也并非绝对的偶然，因为歙县的库房不是从没进过如他般精于计算的胥吏。
帅嘉谟的故事，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已经讲述完整了。他一生的故事，被记载下来的也就只有这一件。简单来说就是，帅嘉谟在用歙县税粮账册做算数题的时候，发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“人丁丝绢”税仅由歙县一县承担。在他的感受中，这笔由徽州府名义缴纳的额外税目，应该由府下五县共同承担。而现在，歙县独自承担这项支出整整两百年，在这两百年里，该有多少家庭会因这多出来的一根稻草而垮掉。于是，一场由帅嘉谟首倡的，旷日持久的诉讼官司拉开了帷幕。最终，在各方势力拉扯之后，帅嘉谟以戍边完成了历史的谢幕，歙县百姓从此每年少交2000多两银子。日子仿佛又归于平静，谁也没想到五十年后连大明也没有了。
在《明史》和《明实录》里，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帅嘉谟的名字，因为他于历史似乎不重要。而在表彰万历皇帝功绩的《万历武功录》中，我们又见到了他，一个作为反面典型的“叛民帅嘉谟”。在《万历武功录》的叙述中，案子本来没有啥，已经摆平了，可是帅嘉谟却硬是激起了民变。在万历五年的年初，丝绢案其实因皇帝的圣旨已经做了最终的裁定。歙县少交3000多两银子，这些银子由其他五县均摊，歙县人民很高兴，五县人民很憋屈可也没有办法。可是，帅嘉谟觉得自己有功桑梓，为自己整了一套冠带，歙县人民还夹道欢迎。这件事，彻底惹怒了本来就憋屈的五县百姓，开始聚众闹事。于是，朝廷不得不再次平息民愤，再次调整分配方案，并“收补嘉谟以谢五县”。
(资料图)
与之不同的是，在《歙县志》里，我们却又看到了另一模样的帅嘉谟，一个就像当初被夹道欢迎时的“义士帅嘉谟”。目前我们能看到的《歙县志》主要有康熙、乾隆、道光、民国等四种，内容多相似，我摘一段出来：
帅嘉谟，字禹臣。少有心计，常曰：“文不能冠士，武不能冠军，即当有他长。”见《九章》勾股曰：“吾庶几充算博士乎？”因取天下册籍，阅其户口税粮，得徽州丝绢事，大骇曰：“吾邑何辜，而乃为五邑貱此一科乎？岁七十缗，二百年于兹，业有百四十万缗矣。”急爲文，遍告邑中士夫三老，为疏千言，诣阙上之。得旨，五邑大嚣。监司爲均输调停之议，以他项钱粮那补吾邑，得少甦，而嘉谟谪戍。（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）
歙县百姓“得少甦，而嘉谟谪戍”，多少有点悲情英雄的味道。虽然没有此事以后的明代歙县方志，但方志中的地方人物事迹，特别是时代较近的，多有采访得来的。说明故老相传中，帅嘉谟就是歙县的英雄。
两个帅嘉谟，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呢？两个可能都是。一个有点小虚荣心的人，才真的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。一个出于义愤只身赴阙上书的人，又怎么不是一个英雄。可是，大明不喜欢这样的人，因为你打破了原本的稳定，你让我们和不成稀泥，你让百姓直面悲惨的人生。
与之相同的，一个看似站在帅嘉谟对立面的人，写下《丝绢全书》的程任卿（正是这本书，我们才了解到丝绢案种种细节，才有了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）。他不满最后调停的摊派，成了聚众闹事的头头，也成了官方的反面教材，甚至在《明实录》中也有他的名字（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七七，记载了程任卿判斩监候），因为他闹腾地更凶。
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《丝绢全书》
在交税问题上，帅嘉谟与程任卿是对立的，因为他们都不愿意交多出来的税。在朝廷的眼中，他们是同一类的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在百姓眼中，他们都是各自地方的英雄，因为又有谁能为他们登高一呼呢？
帅嘉谟，字禹臣。我想，这个名字应该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不知当初谁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，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但他的未来确实如大禹般，为已不堪负累的民众，疏出了一丝细流。叛民，或者义士，于他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他只能老死边关了。
一个军户，毫无利己的动机，把免除歙县人丁丝绢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小人物的抗争精神，这是同样处在底层的共情精神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要学习这种精神。
——致歙县义士帅嘉谟
文丨图图
编丨盆盆
